我的父亲是右派

              ○ 马开中

                  （连载）

    二、饥饿改造

    1958年8月20日父亲被押送到老窝铺煤矿开始劳动教养。劳动教养是当时处理“右派”分子最为严厉的方式。作为一种由政府施行的惩罚性的政治处置手段。劳教制度在“反右”前已成雏形。1957年8月3日，国务院正式公开发布《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暨南大学“右派”问题学者黄勇认为，《决定》在劳教期限和审批程序等问题上都缺乏明确的成文规定，因此劳教在实际操作时很快就突破了法规所规定的收容范围和对象，劳教人员往往被当成专政对象来对待。多年后幸存“右派”们重聊起当年，皆说劳教干部对待“右派”用的是对待犯人的办法:以捆犯人的捆法将“右派”捆的皮开肉绽；安排高强度高密度的劳动，使劲折腾不让休息。这里除了父亲外，还有许多右派。管教人员大多出身行伍，他们对煤矿生产不甚了解。于是，一年四季里，几乎天天要安排繁重的超出体能的煤矿活儿。那些战战兢兢、诚惶诚恐的右派们每天劳动12个甚至16个小时。直接威胁右派生命的除了劳累、寒冷，更为致命的是饥饿。刚到煤矿时每月定量是40斤粮食，后来降为26斤，再降为20斤，每天只有7两粮食。粮食不足，体力严重透支，很快人就受不了了。先是挖野菜，挖到什么吃什么。后来，弄树叶，树皮、草籽煮着吃，能吃的就吃。狼吞虎咽地吃。草籽吃了胀肚，树叶吃了便秘，无奈之下，只好撅着屁股相互掏粪蛋。很快，有些人的脸色就不对了，青里透着绿，还有些肿。很多人吃不饱就猛喝水，于是更多的人开始浮肿起来。当然，父亲也不例外。人年纪轻轻，眼下有了眼袋，透明透亮，有人眼睛肿成一条缝。偶尔，有人能逮到一只青蛙，老鼠用茶缸煮了，那是绝美的口福。死神也随之而至，一批体弱不堪的右派最先命赴黄泉。

    渐渐的，父亲明白了，饥饿本身也是一种“改造”的手段，而且是极其重要的一种手段。

    1959年1月12日，父亲接到通知，“解除教养，回原单位安排工作”，但又遭到反右当年对父亲居心叵测的现在仍还当权者的阻拦，他不准父亲回城工作，指令仍留农场继续劳改。置国家法令不顾而以个人恩怨任意摧毁他人人生，随意剥夺他人人权，这就是那个时候个别领导的专制特权。

     父亲又被遣送到巴盟五分桥劳改农场接受改造。这一“继续改造”又是三年。这里的条件比老窝铺更为恶劣。每天早上天没亮就得起来排队打饭。大锅里的水把菜叶煮成咖啡色，掺和进包谷或其它杂粮，右派们叫它“糊糊”。晚饭和早饭一样。中午饭通常是包谷面窝头或高粱饼一个，带到工地吃，中午不休息，吃完就干活儿。每晚还要召开小队会学习，轮流发言，自我反省，检讨自己，检举别人。熄灯哨响，各自睡去，同是天涯沦落人，却彼此设防，谁也不敢贸然结交朋友，甚至与人交谈。每个人都害怕在这里再被检举揭发，相互间不谈自己的问题，也不问别人的问题，只怕引起政治上的麻烦。三年里，仍然是劳累和饥饿威胁着右派，仍然有右派死去。

    前后四年的劳改，父亲天天遭到犯人般的对待，受尽了非人的折磨，死里逃生地活下来。直到1962年2月，父亲才从劳改农场被解救出来。

              （2）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