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秉心简介，字仲理，闫肃次子，1918年出生，现年99岁。托县河口人。记载在《黄埔军校同学录》的永久通讯处：绥远归绥大官巷十五号。上过河口小学，后随其父阎肃迁到绥远归绥。上绥远第一中学时考入黄埔军校，黄埔军校第十三期（南京）炮科毕业。抗日战争胜利后上北京师大数学系。1938年9月，黄埔军校毕业后分配至江防要塞部队。1939年，随军进驻宜昌南津关（西陵峡口左岸，现已淹没）从军，直到抗战胜利。曾任宜巴要塞区，重迫击炮兵营之排长、连长、营长，其间，参加了与要塞有关的大小战斗，荣获“干城甲种勋章”。1947年，调绥远傅作义部暂四军，任二科军事科长。后转任驻归绥部队指挥所参谋处后勤科上校科长。参加绥远九一九和平起义，是参加起义的392位国军上校军官之一。1950年任解放军绥远军区司令部二科科长。1951年调河北军区，当军事教育文化教员。1954年从部队转业回呼和浩特市从事职工教育工作。1956年被评为呼市、内蒙古、全国（三级）先进教育工作者。“文革”时进5.7干校，毕业后分配到呼市儿童服装厂管仓库。“文革”后落实政策调民革内蒙古自治区组委会，任组织部部长、秘书长。后调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参事室至今。抗战胜利60周年，应黄埔军校同学会之邀请，撰写《峡门抗敌琐忆》，追忆抗战期间保卫石牌两次战斗的实况。现任内蒙古黄埔军校同学会会长。                                                                                                                          张秉谦供稿

左一；李森（92岁）中；阎秉心(101岁) 右一；张秉谦

峡门抗敌琐忆

阎秉心

在抗日战争中，长江沿线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始终是抗击日军侵略的战略要地，重大战役更是数不胜数。

     1938年，我从黄埔军校毕业后即分配至江防要塞部队，又于1939年随军进驻宜昌南津关（在西陵峡口左岸，现已淹没）直至抗战胜利，始终没有离开这一地区。其间，我曾先后担任宜巴要塞区的重迫击炮兵营之排、连、营长等职，凡与要塞区有关的大小战斗，几乎都亲身参加过，可以说我是与江防要塞共始终的一个人。现将本人对此段历史过程的回忆概述如下：

    一、当时形势及三峡地区设塞概况

武汉会战是抗日战争前期的一次重大战役，整个战役从长江沿线展开，扩及大别山麓，赣北南浔铁路以及武汉周边，纵横数千里。武汉失守后，我军在战略转移的同时，分段封锁长江，加强川江防务，拱卫陪都重庆。     

武汉会战后期，蒋介石在将重庆定为陪都的同时，对长江上游的防务设置也在同步进行。1938年秋，当时的国民政府在宜昌成立了“长江上游江防总司令部”，由郭忏任总司令。总司令部下辖渝（重庆）万（万县）、宜（宜昌）万（万县）两个要塞区，其中渝万要塞区的司令部设在重庆（后移至万县），李端浩任司令；宜万要塞区的司令部设在宜昌，刘翼峰任司令。1939年夏，为把整个三峡作为捍卫陪都的要塞，原来的一两个要塞区根据形势发展进行了调整：宜万要塞区改为宜巴（巴东）要塞区，辖区着重在西陵峡；渝万要塞区改为巴万（巴东、万县）要塞区，司令部从万县移到奉节县（在瞿塘峡峡口），辖区为巫峡、瞿塘峡。两个要塞区根据“因滩设塞”的原则，又分别设了四个子要塞区：宜巴要塞区设有石牌、庙河、洩滩、牛口四个塞区；巴万要塞区设有青石洞、巫山、大溪、白帝城四个塞区。

    石牌地处西陵峡末端，距峡口仅4000米，是从宜昌溯江而上的第一个要塞，也是进入重庆的第一道门户，所以是宜巴要塞区的重点防区。石牌的战略位置，使其成为日军进攻重庆必欲夺取的目标。

   当时在石牌、庙河两个要塞区都配备有漂雷队、烟幕队、探照灯队和固定炮台。守军中部分兵力是从武汉封江沉船后的海军部队中抽调的，为加强要塞的防务，又另外成立了重一迫击炮营和野山炮兵营充实塞区；

 1940年，宜昌失守之后，原江防总司令郭忏和宜巴要塞区司令刘翼峰被撤职，另派吴奇伟任江防总司令，总司令部迁到三斗坪，直至抗战结束。宜巴要塞区司令改派滕云，司令部迁到庙河。

    二、抗战期间亲历的两次保卫石牌的战斗经过

1939年我担任宜巴要塞区重迫击炮兵营第一连连长，驻守平善坝。   

平善坝（现己淹没）是江边的一个小村子．位于长江右岸，与石牌的直线距离不足2000米。该村一侧临江，另一侧为悬崖绝壁，直至峡口。村西有两条沟与山区连通，一条叫牛栏溪，循沟而上可达宜昌对岸的敌占区；另一条叫松门溪，与鄂西五峰长阳相通。宜昌之敌欲犯石牌，不论是溯江而上抑或由陆上进攻，必须经过平善坝。因此，平善坝成了

敌我双方必争之地．   

我连阵地在松门溪以西高地，距平善坝、石牌分别为 900米和800米，紧靠江边，前方和左侧均为断崖，安全可靠易守难攻，对我十分有利。我们的任务很明确：保卫石牌要塞．

自1940年6月宜昌失守之后，直到1945年抗战结束，由于石牌战略位置的重要性，其附近的战斗一直不断。在整个抗战期间，我除配合野战部队多次参加宜昌对岸的攻防战斗外，直接以保卫石牌为目标的战斗共有两次，这两次战斗我都亲身参与。

    1、第一次战斗：

1941年3月上旬，敌军第十三师团向曹家阪以西我军阵地进犯。其一部在突破我军防线后，沿江向平善坝方向窜扰．   

平善坝当时是我军的后勤基地，武器、弹药、粮秣等由后方船只运到这里后再经牛栏溪运至前方；前线伤病员则由此运至三斗坪，再转往后方医院。因此，江边经常停靠有大小木船，少则三五十条，多则上百条，整个河坝，茶馆、酒馆总有二三十家，很可能是平善坝有史以来最“繁荣”的时期。

    敌人为了直接威胁石牌要塞并摧毁我方的后方补给线，于1941年3月9日下午，以三架飞机对平善坝进行轮番轰炸．我方军用船只因提前转移而没有受到任何损失，平善坝的民房则悉数中弹烧毁。

    3月10日拂晓，敌我双方在牛栏溪两侧高地展开激烈的争夺，战至中午，两侧高地为敌所控制．敌人利用有利地形，居高临下，以各式重武器向平善坝的我方守军轰击。

    松门溪口是敌人西犯的必经之路，在松门溪口，我方部署了一门三七战防炮和两挺轻机枪。但敌人若不到溪口，就发现不了我方的枪炮阵地，等他们进入溪口，发现我方阵地，就来不及后退或还击而完全陷入我火力网之中，只能被动挨打了。

    当时我军在平善坝部署有一个加强团（即五十五师一六四团），团长谢世钦，配属一个重迫击炮连和一个战防炮连。根据团长的指示，在敌人没有进入我炮兵的有效射程时，我们绝对不能轻易暴露自己的火力配备。所以，尽管敌人动用各种火器向我阵地射击，我方始终不予还击，绝大多数士兵都在掩蔽部内休息，只派少数监视哨监视敌情。

战斗过程中，我和最前沿步兵指挥官张营长、谢团长始终保持电话联系。大约在下午四点左右，张营长电话告诉我，敌人己进入平善坝，要我做好射击准备。

敌人到了平善坝以后，其主力利用居民的断墙残壁或其他地形地物作掩护对我前沿阵地施行火力侦察，我方按既定部署不予还击。敌人见我方没有什么动静，就大着胆子派少数散兵试图沿江边小道攻击前进。当时，我第一线步兵的主阵地设在松门溪西岸，其前沿或为深沟，或为断崖，易守难攻。因此敌人对溪口进犯两次，结果都遗尸数具，只得龟缩回去，不敢再试了。

与此同时，村里的敌人仍在虚张声势，盲目射击。张营长曾问我是否可以对村里敌人进行轰击，由于对这一带的地形了如指掌，所以我对张营长说，‘敌人此时过于分散，杀伤效果不会很理想。如果你能把敌人赶出村子来，我就有办法。”这是因为平善坝附近地形总体看来相当开阔．唯一对我方步兵火力可以形成死角的地方只有牛栏溪口那段有纵深不足20米，横宽约150米的一条小沟。敌人如果迫于我步兵火力，不能在村落隐蔽，他必然利用牛栏溪口这一小沟，而这一小沟，对平射武器是死角，对曲射炮是不会有问题的。这样就有把握能一举歼灭敌人。   

张营长同意了我的意见，他组织步兵利用各式武器向分散隐蔽在平善坝村内的敌人进行突然性射击，大部分敌人在我火力袭击下，纷纷逃至牛栏溪口的小沟里。我一看时机已经成熟。立即下令四门曲射炮：“各放五发！”因为射击距离  在战前经过多次测算，精确度十分可靠，所以二十发炮弹（每  颗炮弹重25公斤）基本全部命中目标区。张营长在电话里 激动地对我说：“打得好！打得好！敌人的机关枪给炸的一  丈多高！”紧接着，我又再次发出命令：“各放五发！”只见前后几分钟之内，四十发重炮弹一下子把敌人的凶焰完全摧  垮了，从此，他们再没有还击一枪。此时天上忽然下起了瓢  泼大雨，眼睛都很难睁开，整个战场顿时陷入一片沉寂。午夜后，敌人在平善坝东端放火烧尸，然后静静地向河西撤退。

    此次战斗，由于步炮兵协同作战紧密配合，发挥出了各  自的优势，因此大量杀伤敌人，确保了石牌要塞的安全。为此，五十五师李及兰师长专门予以嘉奖，全连官兵感到十分欣慰

    2、第二次战斗：

    这一次是在1943年5月，这是鄂西会战中我军左翼的一次重要战役，当时我己担任重迫击炮兵营的营营长。此前，我军已侦察得知敌军有意夺取石牌要塞，攻占三斗坪，控制西陵峡，西出恩施，进而威胁重庆。因此我方于4月底在三斗坪召开过一次师级以上军官参加的军事会议，参谋总长白崇禧亲临会议，传达了上级指示及战略部署，同时号召全军将士既要抱有必胜的信念，也要有必死的决心，坚决与要塞共存亡，英勇奋斗，共赴国难，夺取胜利！

    经过上一次战斗，敌军已深知经平善坝沿江边小径攻取石牌是绝对没有任何可能的，因此有可能从右侧仰攻石牌。我方对此当然也完全了解，并为此作了充分准备，除在阵地正面筑有永久或半永久的工事外，更出敌意料，在所有险要之地，即仰攻石牌必经之隘口要津修了许多反斜面工事，注1这种工事在这次会战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1943年5月，敌三十九师团之一部在突破宜昌对岸我曹家畈、大桥边防线后，其一部窜至松门溪，拟由我军右侧仰攻石牌要塞。

    我营的主要任务：一是消灭隐蔽集结之敌，二是阻断敌人进攻的必经之路。这一带的地形我们了如指掌，几乎是指到哪里打到哪里，因此可以想象，在地形复杂、乱石嶙峋的山沟里，几十发25公斤重的炮弹从天而降，其杀伤力和震撼力之大是不言而喻的。共同参加保卫石牌的野战军是十八军之十一师，由三十三团的张团长与我直接联系。为表明与阵地共存亡之决心，我在率领两个连进入既设阵地之后，就把所有能下山的道路完全破坏。

    这次保卫石牌的战斗持续了一天半，由头一天的上午打到第二天的下午。在这次战斗中，我军士气旺盛、同仇敌忾，在气势上完全压倒敌人，同时战术对头、反攻有力，更利用反斜面工事出其不意，使敌军完全陷入腹背受敌的困境，只能被动挨打而没有一点还手的可能。因此．在整整打了两天一夜之后，日军虽在其空军的掩护下几次强行组织进攻，但除伤亡惨重外，对石牌要塞只能可望而不可及。

    日军在此受阻后，少数敌人冒险西出，从五峰、长阳迁回到三斗坪，但因沿途受到节节阻击，即使勉强进入三斗坪也无法对石牌构成威胁。周旋一天之后，我方的顽强阻击迫使敌人攻击石牌的战斗终以失败撤退结束，其进犯石牌的企图彻底破灭。

战后，军事委员会授予要塞区司令员藤云获一枚云麾勋章，我也获得一枚干城甲种勋章。

 注１：反斜面工事：是利用险要地形，将掩体预先修建在敌人进攻必经之路的对面的绝壁上，掩体距地面约5-8米，只能用梯子上下，待士兵进入掩体后就撤掉梯子。每一掩体一般配备机枪一挺，士兵1-2人．这种掩体在没有射击以前，敌人很难发现。一旦敌人进入我有效射界之后，由于距离近，火力猛，不仅能予敌人以致命的杀伤，而且对其士气的打击也是十分有效的．

注２：干城奖章于1937年九月七日修正陆海空军奖励条例时增颁。同年十月十六日施行，分甲、乙两种，每种又分一、二两等，为襟授，有勋表。

干城奖章(2张)

 阎秉心，字仲理，闫肃次子，1918年出生于托克托县河口，现年99岁。河口上过小学，随父亲阎肃来呼和浩特市，1936年考入黄埔军校（第十三期炮科，南京），1938年毕业。抗日战争胜利后上北京师大数学系。现任内蒙古黄埔军校同学会会长。1938年，黄埔军校毕业后分配至江防要塞部队。1939年，随军进驻宜昌南津关（西陵峡口左岸，现已淹没）从军，直到抗战胜利。曾任宜巴要塞区重迫击炮兵营之排长、连长、营长，其间，参加了与要塞有关的大小战斗，获“干城甲种勋章”。 1947年，调傅作义暂四军二科军事科长。后转任归绥指挥所后勤科科长（上校军衔）。签名参加九·一九和平起义。1950年任绥远军区司令部二科科长。1951年调河北军区，当军事教育文化教员。1954年从部队转业回呼和浩特市从事职工教育工作。1956年被评为呼市、内蒙古、全国（三级）先进教育工作者。“文革”时进5.7干校，毕业后分配到呼市儿童服装厂管仓库。“文革”后落实政策调民革内蒙古自治区组委会，任组织部长、秘书长。后调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参事室至今。本文系抗战胜利60周年，应黄埔军校同学会之邀请，撰写《峡门抗敌琐忆》，追忆抗战期间自己亲历的两次保卫石牌的战斗。

黄埔十三期托县的同学有：何开花（何健吾）、高步义、刘占英、王温、张召祥、贾登玺（病退肄业）及阎秉心共七人。

                                                                      编辑；任晓东